我从小奢书，因为父亲（养父）是村子的赤脚医生，因此家中也就有了很多医书，书中中草药图片对我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吸引力。我每天缠着母亲（养母）问这儿问那儿。而不识字的母亲，总是摇摇头，一句不识字就把我打发了。我是不敢问父亲的，他每天都喝大酒，一扬脖就三两酒的那种。我怕他严厉的目光，日常总躲着他，就怕他有一点儿不顺心，拿我出气，乒乓一顿乱拳招呼。但我也有自己的乐趣，就是看父亲的书。在我看书的时候，父亲的目光才柔和一些，扫一眼就忙自己的事情了。
就这样，我走进了学校，那时学费才二元钱，虽然不多，但在那物资匮乏的时代，对有较孩子的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费用。因为父亲是赤脚医生，跑东家串西家的，手中就有些零钱了，因此我家在村子还有着不错的家境，不用为二元钱学费发愁。而母亲也总是在开学第一时间把学费给我准备好，虽然大多是一分、二分的小钱，但我知道，这是母亲从给父亲买酒的钱中“克扣”下来的。
上学了，我奢书的欲望还是那样强烈，学校垃圾堆旁的一张废报纸、一张小画片都成了我的挚爱。虽然上面的字，我大多不认识，但还是磕磕绊绊地“读”着，乐在其中，用大家现在的话说就是“蒙”。一次，在给老师送作业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办公桌上有一张画报，上面配图是小黑猫，还是一只三脚猫 。我被吸引了，把同学们的作业本送到老师面前之后，就迟疑着不走。老师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你喜欢就拿去吧。”就这样我有了第一张自己的报纸，褶角的《中国少年报》。
那时，读这张报纸的时候，我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了，反复看了很多次，每次看完还铺平整，压到自己书包下，放学后再小心翼翼地装到书包里。到家写完作业之后，再看一遍，就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板不住自己，又看这张报纸了，老师第一时间抓住了我，老妈被老师叫来了。老师说落着我，好一会儿，母亲怯怯地问：老师，这张报纸多少钱？老师一怔，他可能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说。他有些不耐烦了，“邮局送报纸夹带的，你问邮局吧。”
“你想不想有份自己的报纸。”一天晚上，正在油灯下趴着写作业的我一愣，抬头看了看母亲。平日话不多，只知道做事的母亲，纳鞋底的手停下了，她把灯油用针锥子拨了拨。
“想，妈。”我头也没抬，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也就顺口搭音了。
“我打听了，这份报纸是一月一刊，一年要几块钱哩。”随之就没有下音了。
随着秋收的临近，妈更忙了，每天生产队钟声响起，她就火急火燎地上工了，而下工还要忙活家里的饭食。在大队来客的时候，她就主动要求做饭，就为了那一毛钱的服务费。我劝她别这样拼命了，可她总是笑笑而已，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着我。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伸舌头都能沾上单杠的一个冬季早晨，妈刚端上高粱米粥，转身就从色彩斑驳的高桌抽屉中，抽出一张报纸，双手平铺在桌子上，呀！就是画着三脚猫的那种报纸。“看，是这种报纸吗？我定的，以后你每半个月到邮局取就是了。”望着妈干瘪皲裂的手指，我这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男子汉”，真的流泪了。为了不让老妈看到我的失态，我转过身，用沾满鼻涕的袖子抹了一把眼睛。“妈！”，这一声“妈”，我真不知道是怎么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但是我知道那是妈落日后还在忙碌的晚辉；我知道那是妈小钱罐里的叮当声，我知道那是妈手肘上补丁无声地诉说……
从那时起，我好像长大了。在秋季星期日的时候，我学会了摞豆茬；冬季生产队扎草的时候，我学会了翻豆秸；就为了那一点点锃亮的可以卖钱的黄豆，就为了一点地里拉下的白薯、玉米，我知道了怎样躲开看场人，怎样和看青人藏猫猫。大一些的时候，我还学会了养小兔子，偷偷把刚出生的小兔子拿到镇上换钱，就为了妈不再皲裂的双手，就为了自己喜欢的《中国少年报》上的三脚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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