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我与报纸的情缘

我与报纸的情缘应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我上高小的时候，那时候每个学校都要订一份《中国少年报》，因为我是少先队大队长，所以报纸来了，我最先可以看到，看完后，还会饶有兴趣地讲给同学们。高小毕业后，读不到《中国少年报》了。但“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堂叔是大队会计，大队所订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河北日报》《唐山日报》等报纸都要放在他家。我尤其喜欢这些报纸的副刊上的文学作品，也偷偷地学着写文学作品给这些报纸投稿，当然是不可能被录用的，但我乐此不疲。因为大队的报纸不做长期留存，我也悄悄地向堂叔要一些报纸副刊，留作以后学习写作的样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可以看到《唐山日报》，我便给其投稿，结果《“炮筒子”队长》《侯大叔自荐》等小说被相继发表。因此大学毕业时，报社领导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工作，但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去成，但此后，我一直给《唐山劳动日报》报纸投稿，并不断发表。

我不但给报纸投稿，也留存报纸，不仅仅是《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我发表作品的报纸，也包括为了创作而订阅的报纸，如《文艺报》等。当“现实主义冲击波”在全国文学界引起争论时，我特意收藏了1996到2000年的《文艺报》《文论报》等有关报纸上的数百篇争鸣文章，为创作《“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准备，并在《文艺报》发表了《贴近现实 反映人生——谈河北“三驾马车”》，第一次提出了“三驾马车”的称谓，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人文关怀与现实生活的契合——“三驾马车”论》，这两篇文章相继获得了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就像路遥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翻阅了10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费》等各种报纸一样，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参阅有关报纸，我终于完成了《河北“三驾马车”论》《新现实主义小说论》的创作。这两本书出版后，先后获得了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

回顾多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与报纸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报纸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和强大助力。它成了我生活的必需，生命的必然。